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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之心奥立弗·斯通

1998-05-20 来源:中华读书报 小吴 我有话说

1968年4月4日,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的孟菲斯被刺客詹姆斯·厄尔·雷伊枪杀。在其遇难30周年之际,奥立弗·斯通准备将金的事迹搬上银幕,制作影片《孟菲斯》(Memphis)。斯通筹拍《孟菲斯》已近一年时间,不久前他为HBO的一部表现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遇刺经过的纪录片担任监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斯通宣布,他将在新片《孟菲斯》中以客观角度多方审视詹姆斯·厄尔·雷伊这一人物。这一点,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影片的争议焦点。

1986年以前,奥利弗·斯通只以电影编剧为好莱坞所知,他的一些剧本,如《午夜快车》(获奥斯卡奖)、《野蛮人柯能》、《疤面人》(又译《疤面煞星》)、《龙年》、《八百万种死法》因为过分渲染暴力和种族主义而常遭非议;1981年,由于执导《手》这样一部公认的粗制滥造的恐怖影片而使斯通尝到了身为导演的快乐滋味和创作自由;但直至1986年以后,斯通才因执导《萨尔瓦多》和《野战排》而获传媒批评界的喝彩和确认。

《萨尔瓦多》(获拉美电影节一座珊瑚奖)以新闻记者理查德·博伊尔的经历和抨击美国介入萨尔瓦多战争为立足点,“影片的主旨是反对美国在军事上支持萨尔瓦多政府。”(斯通语)《野战排》是斯通的半自传性影片,为他赢得了第一尊奥斯卡导演奖。《野战排》从实质上看是对道德危机的探讨,它成为当时在银幕表现丛林作战最现实最细致的影片,并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美国对越战延宕很久的让步心态。1989年,斯通的第二部越战片《生逢七月四日》(获奥斯卡导演奖)作为他表现美国自我暴露的宣言再一次露其锋芒。

斯通是一个对战争与政治的血腥、黑暗极为敏感的印象主义者,他往往通过细节描写和迂回的手法力求准确表达心中的狂热想念。没有人指责斯通过于微妙,也没有人怪罪他不关心或不向大众的通俗趣味投降。事实上,当他满怀激情地使用他的灵感与固执拍摄了有争议的《野战排》、《生逢七月四日》和《约翰·F·肯尼迪》时,他就已使越战和刺杀肯尼迪等历史话题再次在全美引起激烈的争论。

《约翰·F·肯尼迪》(获奥斯卡七项提名,得奖两项)是1991年一部惊世骇俗之作,斯通以“故事片”为托词,但又以十分肯定的口气告诉观众:肯尼迪之死是美国政府高层人士中那些反对结束越南战争的人策划的。影片公映后,美国舆论哗然,片中真假莫辨,既有纪录片镜头,又有虚构的场景,证人之后有真有假。许多媒介批评家担忧这样的一部作品会压倒真相,但斯通却对社会不假一言。他是如此执迷于他反越战和反美国政府的激进导演的作用和地位,1993年,他的第三部越南故事片《天与地》问世。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此片中,斯通第一次真正重视并使用越南人作为影片的叙事者,并借用了泰国的外景场地,不连贯地重现了真正的越南,再次倾诉了斯通作为一个美国人的内疚和负罪感。1995年,斯通继《肯尼迪》之后的第二部人物传记片《尼克松》(获奥斯卡四项提名)拍竣。由于片中指出尼克松的垮台是由于他跟肯尼迪被刺案“有牵连”而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惊动了基辛格,基惊呼“这种手法已经超出了创作自由的限度,成了蓄意提供错误情报了”。

斯通习惯于将真实生活的回忆录改编为电影以适应他的信仰,但对他的信仰是什么,人们提出疑问。在越战与政府的反讽式描写之外,斯通的《天生杀人狂》(获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成了一部卖座却遭到人们厌恶和蔑视的影片,该片广告说,这是对美化犯罪行为的一次批评,但它实质上是吹捧了原打算贬低的暴力,影片中黑色幽默感表现得过于血腥而且歇斯底里,“它令人作呕,”一位英国影评人说。“自从《约翰·F·肯尼迪》问世之后人们已经明白,如果他们想要事实,那么他们就不去找斯通;如果你想要戏剧性,那么你别去看《尼克松》。如果你想得到‘杀人十分性感’的启示,只能去看《天生杀人狂》。”在《孟菲斯》中,观众能看到什么,一切都难预料。这一次他的题材更为敏感,一些影评人业已表示了担忧。但奥立弗·斯通仍然会坚持他的想象和信仰,激进与愤世嫉俗业已成了斯通的代名词,对黑暗与丑恶的迷狂表现也许还会出现在《孟菲斯》之中。(小吴)1968年4月4日,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的孟菲斯被刺客詹姆斯·厄尔·雷伊枪杀。在其遇难30周年之际,奥立弗·斯通准备将金的事迹搬上银幕,制作影片《孟菲斯》(Memphis)。斯通筹拍《孟菲斯》已近一年时间,不久前他为HBO的一部表现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遇刺经过的纪录片担任监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斯通宣布,他将在新片《孟菲斯》中以客观角度多方审视詹姆斯·厄尔·雷伊这一人物。这一点,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影片的争议焦点。

1986年以前,奥利弗·斯通只以电影编剧为好莱坞所知,他的一些剧本,如《午夜快车》(获奥斯卡奖)、《野蛮人柯能》、《疤面人》(又译《疤面煞星》)、《龙年》、《八百万种死法》因为过分渲染暴力和种族主义而常遭非议;1981年,由于执导《手》这样一部公认的粗制滥造的恐怖影片而使斯通尝到了身为导演的快乐滋味和创作自由;但直至1986年以后,斯通才因执导《萨尔瓦多》和《野战排》而获传媒批评界的喝彩和确认。

《萨尔瓦多》(获拉美电影节一座珊瑚奖)以新闻记者理查德·博伊尔的经历和抨击美国介入萨尔瓦多战争为立足点,“影片的主旨是反对美国在军事上支持萨尔瓦多政府。”(斯通语)《野战排》是斯通的半自传性影片,为他赢得了第一尊奥斯卡导演奖。《野战排》从实质上看是对道德危机的探讨,它成为当时在银幕表现丛林作战最现实最细致的影片,并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美国对越战延宕很久的让步心态。1989年,斯通的第二部越战片《生逢七月四日》(获奥斯卡导演奖)作为他表现美国自我暴露的宣言再一次露其锋芒。

斯通是一个对战争与政治的血腥、黑暗极为敏感的印象主义者,他往往通过细节描写和迂回的手法力求准确表达心中的狂热想念。没有人指责斯通过于微妙,也没有人怪罪他不关心或不向大众的通俗趣味投降。事实上,当他满怀激情地使用他的灵感与固执拍摄了有争议的《野战排》、《生逢七月四日》和《约翰·F·肯尼迪》时,他就已使越战和刺杀肯尼迪等历史话题再次在全美引起激烈的争论。

《约翰·F·肯尼迪》(获奥斯卡七项提名,得奖两项)是1991年一部惊世骇俗之作,斯通以“故事片”为托词,但又以十分肯定的口气告诉观众:肯尼迪之死是美国政府高层人士中那些反对结束越南战争的人策划的。影片公映后,美国舆论哗然,片中真假莫辨,既有纪录片镜头,又有虚构的场景,证人之后有真有假。许多媒介批评家担忧这样的一部作品会压倒真相,但斯通却对社会不假一言。他是如此执迷于他反越战和反美国政府的激进导演的作用和地位,1993年,他的第三部越南故事片《天与地》问世。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此片中,斯通第一次真正重视并使用越南人作为影片的叙事者,并借用了泰国的外景场地,不连贯地重现了真正的越南,再次倾诉了斯通作为一个美国人的内疚和负罪感。1995年,斯通继《肯尼迪》之后的第二部人物传记片《尼克松》(获奥斯卡四项提名)拍竣。由于片中指出尼克松的垮台是由于他跟肯尼迪被刺案“有牵连”而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惊动了基辛格,基惊呼“这种手法已经超出了创作自由的限度,成了蓄意提供错误情报了”。

斯通习惯于将真实生活的回忆录改编为电影以适应他的信仰,但对他的信仰是什么,人们提出疑问。在越战与政府的反讽式描写之外,斯通的《天生杀人狂》(获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成了一部卖座却遭到人们厌恶和蔑视的影片,该片广告说,这是对美化犯罪行为的一次批评,但它实质上是吹捧了原打算贬低的暴力,影片中黑色幽默感表现得过于血腥而且歇斯底里,“它令人作呕,”一位英国影评人说。“自从《约翰·F·肯尼迪》问世之后人们已经明白,如果他们想要事实,那么他们就不去找斯通;如果你想要戏剧性,那么你别去看《尼克松》。如果你想得到‘杀人十分性感’的启示,只能去看《天生杀人狂》。”在《孟菲斯》中,观众能看到什么,一切都难预料。这一次他的题材更为敏感,一些影评人业已表示了担忧。但奥立弗·斯通仍然会坚持他的想象和信仰,激进与愤世嫉俗业已成了斯通的代名词,对黑暗与丑恶的迷狂表现也许还会出现在《孟菲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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